元代的学官体系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，其升迁道路充满了重重困难。在元代，学官的职位普遍不高，权力有限，然而却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尊敬。学官的选拔过程严苛，只有在学术、科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儒生，才能被授予较为重要的职位，如提举。而其他的学官，尽管在全国的儒户中占有一定比例，却大多只能担任较低职位，升迁的机会十分有限。通过辽阳行省的几则碑刻，可以窥见这一制度的严谨与复杂。
展开剩余61%学司的设立并非普遍现象，它在史料中的出现相对较少。在至正四年的《重修贤像记》碑中，济州儒学学司冯诚的名字也曾出现在官员列表中。同时，还列有学校的儒生、礼生和执事生等。这些职位表明，学司虽然是学校的一种管理职务，但并非学官的范畴。在至正十三年的《济宁路重修文庙碑》中，也记载了济宁路前学司柳元亮和班时中等人的名字，进一步证明了学司这一职务是由学官自聘的属吏，尽管它在不同地区的设置情况有所不同。 元代学校的生员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，且与当时的户籍制度相匹配。根据元朝的规定，所有儒户的子弟必须在到达学龄后入学，而那些不属于儒户的民众，也可以作为旁听生参与学习。这种制度确保了儒学的普及，并为各地学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员。 尽管元代对生员数量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学校的规模通常与地方经济状况及学府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。生员的生活条件较为宽松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相当于奖学金的廪给，还能免除一定的赋役。除了地税和商税外，杂费徭役等一切非必要的劳动都能免除。这些政策使得儒士们得以专心于学业，不必为生计烦恼。实际上，进入官学的学生，基本上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，甚至有些家境较好的学生，能穿着狐皮裘衣，显示出他们并非普通人家的子弟。在《送杨复吉之辽阳学正》一文中，便有门生衣袂多狐貉，来听谈经绛帐中的描述，这一细节展示了当时生员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不凡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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